星火初燃
1919年至1920年，上海浚浦局在钱塘江河口及中游设站施测，高水位用浮标，中低水位用测船抛锚定位。这是浙江最早的清水河流量观测，但它是外来的、片段的、不连续的。
直到1929年，浙江省水利厅才开始自主施测。局工务科临时派工程师下乡，测站虽多、测次却少，技术手段也粗糙——测速垂线不多，读数波动大，流量成果达不到“逐日整编”的要求。
△ 1929年《浙江省水利厅年刊》印有徐村和碛堰站的实测流量成果资料
“整编”二字，意味着每一天都不能空白。
1932年，浙江省水利厅水文测量队正式成立，首批10处流量站同时设立，其中一处是闸口站——浙江第一座潮位站的世纪守望，我们曾在第二期讲述；还有一处，是七里泷站——后来的芦茨埠站，浙江最早实现逐日流量整编的流量站。
一条曲线，一代人的心血
1932年4月13日，七里泷。水文测量队的队员们在江面上开始了第一次施测。到12月26日收工，他们在8个多月里往返了77次，测得最大实测流量13619.6m³/s，最小实测流量38.2m³/s。
但77组数字，不等于一条“水位-流量关系曲线”。没有计算机，没有绘图软件，只有双对数坐标纸、铅笔、计算尺，和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晚上。
“率定”开始了。77次实测，经过反复比选、剔除异常、验证精度，最终只保留了41个可靠测点，在双对数坐标纸上被连成了一条线。
最终，一个水位流量关系方程式被定格在纸上：Q = 268.7(G - 6.74)1.683
斜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，用这条线还原出的最大流量为17200m³/s，高水部分的水位延长仅5.6%，远低于《水文资料整编规范》（SLT 247-2020）规定的30%上限。虽然没有抓到真正的最大洪峰，但精准抓到了次洪峰。这份资料，即便以今天的标准审视，依然站得住脚。
△ ▲《水文资料整编规范》（SLT 247-2020）关于流量整编要求
△ 芦茨埠流量含沙量实测成果表
△ 1932年芦茨埠站逐日平均流量表
41个点与25个点
1932年的逐日平均流量表上，附注栏里有一行小字：“先取41点计算关系方程式。”1933年的逐日平均流量表上，类似的一行字写着：“仅选定25点。”
△ 1932、1933年芦茨埠站逐日平均流量表附注对比
一不准，就多测一次。没有精密仪器，就用成倍的努力换精度。如果你仔细翻看当年的流量表下方，还会发现一条额外的“日均流量历时线”——那是前辈们在完成基本整编后额外绘制的频数分布曲线。不同流量出现的频次、持续时间被一一标注。
△ 1932年日均流量历时线
这不是规范强制要求的。但他们做了，只为给后来者多留一把分析的钥匙。此后的数十年里，从刊印年鉴的附注中可以读到，芦茨埠站的整编方法在不断进化：从最初的对数图解单一线法，到水位相关系数法、落差指数法、绳套曲线法……
△ 历年出现过的不同整编方法
方法在变，但那条数据的河流，从未断流。
变局与新生
从高峡平湖到富春江电站
1969年，七里泷口。富春江水库合龙发电，千年天然河道在这一年变成了高峡平湖。芦茨埠站的逐日平均流量表，在这一年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逐日平均水位表，附注栏里多了一行字：“本表系富春江水库坝上水位。”天然河道的流量整编就此中止。
△ 富春江电站合龙发电
△ 1969年芦茨埠站逐日平均水位表
站房还在，水尺还在，但那条从1932年流淌下来的“流量之河”被大坝拦腰截断。对于一座以“流量”为生命的测站而言，这是身份的转变，也是使命的悬置。
但数字的血脉，没有真正断。
1975年，电站体系逐步健全。芦茨埠站正式更名为富春江电站站。在监测坝上水位之外，出库流量整编这项新的任务被重新拾起。与天然河道时代不同，水库的出库流量由两部分精密计算合成而来——机组发电流量和泄洪流量。公式变了，场景变了，但“逐日平均流量”六个字，回来了。
△ 1975年芦茨埠站更名为富春江电站站
△ 1975年富春江电站站逐日平均流量表
从1932年的浮标与流速仪，到1975年的机组效率曲线；从天然河道的Q = 268.7(G - 6.74)1.683，到水库枢纽的“发电+泄洪”双源计算——站的环境变了，但守望的姿态从未改变。从精准到方便，从方便到快捷，每一代人都在尝试优化流量整编过程，让数据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价值。
回到开篇那个问题：
浙江最早的流量站，到底“早”在哪里？
不是1919年抛下浮标的那个清晨。
不是1932年画完曲线的那一夜。
不是1969年水库合龙的那一声爆破。
也不是1975年重新整编出库流量的那一纸公文。
“最早”，是有人一直在测、在记、在算、在守。从手摇缆道到雷达测流，从双对数坐标纸到云端数据库，从“芦茨埠”到“富春江电站”——变的是名字、是工具、是场景；不变的是那一串从未中断的数字，是那份在时光中不灭的资料。
一座站，
守望了一条江整整一个世纪。
而钱塘江的水，从未真正停过。